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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可以看宋代史书

北宋的文化：

一，苏诗与北宋文化的议论精神欧阳修《镇阳读书》诗云：“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1] 曾巩“议论古今治乱得失贤不肖，必考诸道，不少贬以合世。”[2] 程颐“以天下自任，论议褒贬，无所规避。”[3] 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谓“近代诸公”“以议论为诗”。[4] 《宋史》卷173《食货志》序论称：“世谓儒者议论多于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货，大率然也。”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56载：“宋人议论未定，（金）兵已渡河。”“议论”二字，道出了北宋文化精神至为突出的一大特色。

形成北宋文化这种议论精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层次：一，与北宋政府宽宏的文化政策有关；二，与北宋诸帝文化修养高、尊重优容文士有关；三，与文官政治制度在北宋能得以全面确立有关；四，与北宋为加强中央集权并牵制相权而制定的台谏制度有关；五，与北宋为巩固政权而提倡直谏、鼓励议论和大开言路有关；六，与北宋科举制度废诗赋、试策论的改革有关；七，与北宋时期科举考试提供的更加平等自由的竞争机会有

北宋文化的议论精神由北宋文化的核心——宋学发轫，正如陆游所言：“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以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疑经，况传、注乎？”[5] 由此扩展，宋人不仅议学问、论经术，而且议时事、论政治；不仅与今人议论，而且找古人争辩。学术、政事、文学，甚至在绘画领域，也折射出这种议论精神。苏轼称论画求“常理”[6]；沈括言书画之妙在乎“造理入神”[7]；米友仁云：“子云以字为心画，非穷理者其语不能至是，是画之为说，亦心画也。”[8] 等等，曰“常理”，曰“造理”，曰“穷理”，“理”正是北宋文化议论精神的核心命题。这里的绘画之“理”，同苏轼所谓“物一理也”[9] ，同苏辙所谓 “万物同一理”[10]、“万物一理”[11] 一样，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北宋文化的议论精神。苏轼《凫绎先生诗集叙》盛称颜太初诗文“言必中当世之过”[12]、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谓苏轼“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与北宋文化议论精神的脉搏，正是同起同落的。苏轼《春秋论》云：“而圣人岂有以异乎人哉？不知其好恶之情，而不求其言之喜怒，是所谓大惑也。”[13] 这一议论，对那些奉先秦经典若神明的汉唐经学，不啻振聋发聩之当头棒喝。

议论化，是苏诗的突出特色。较早指出苏诗这一特色的是宋人张戒，张戒论诗主张词婉意微、不迫不露。从这种贵含蓄的主张出发，他在《岁寒堂诗话》里批评道：“子瞻以议论作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14] 更系统而有影响的批评是严羽提出的，其《沧浪诗话·诗辨》主张：“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荃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角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接着，他针对苏、黄指出：“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15] 以后，很多论者都将议论化作为苏诗缺憾加以诟病。究其原因，不外有二：

其一，预设立场，以唐诗(尤其是盛唐诗)为正法眼藏、乡音乡味。在他们心中，以唐诗为代表的主情性、不主议论的审美趣味，已成为积淀颇久的标准和习惯。以这种思维定势去读苏诗，即使其议论超妙英发，至矣、工矣，终觉是旁门左道、殊方蛮语，不是吾乡之唐音正声、诗人之抒情本色。

其二，虽然在苏诗中，议论化并非意味专用议论，纯务理语，如玄言诗和理学诗一样，但在苏诗之后的江西诗派末流、道学家和偈子诗那里，议论与形象、情感割离脱节，被推到“理障”的极致，苏诗便被认为是始作俑者而备受不明不白的指责。

就第一点而言，唐音、宋调各有其胜，前人之论备矣。就第二点而言，其实，苏诗的议论化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叶燮《原诗》中指出：“从来论诗者，大约伸唐而绌宋。有谓‘唐人以诗为诗，主性情，于《三百篇》为近；宋人以文为诗，主议论，于《三百篇》为远’。何言之谬也! 唐人诗有议论者，杜甫是也，杜五言古，议论尤多。长篇如《赴奉先县咏怀》《北征》及《八哀》等作，何首无议论! 而以议论归宋人，何欤？彼先不知何者是议论，何者为非议论，而妄分时代邪! 且《三百篇》中，二《雅》为议论者，正自不少。彼先不知《三百篇》，安能知后人之诗也! 如言宋人以文为诗，则李白乐府长短句，何尝非文! 杜甫前、后《出塞》及《潼关史》等篇，其中岂无似文之句! 为此言者，不但未见宋诗，并未见唐诗。村学究道听耳食，窃一言以诧新奇，此等之论是也。”[16] 沈德潜《说诗晬语》袭之，而略云：“人谓诗主性情，不主议论，似也，而亦不尽然。试思二《雅》中，何处无议论？老杜古诗中，《奉先咏怀》《北征》《八哀》诸作，近体中《蜀相》《咏怀》《诸将》诸作，纯乎议论。”[17] 细思起来，《诗经》中议论之端倪岂止《二雅》，它如《伐檀》《相鼠》《七月》《硕鼠》，都可称典型的以议论入诗。汉魏以降，赵壹《疾邪诗》、班固和左思《咏史》、曹操《步出夏门行》、鲍照《拟行路难》及陶潜的诸多诗篇，也充满议论之辞。初唐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绝唱千古，乃纯乎议论。李白《蜀道难》开篇便：“噫，吁嘘! 危乎高哉!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中间亦不乏议论。杜诗除沈德潜提及外，还有《戏为六绝句》《题王宰画山水图歌》《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等，更将以议论入诗在论诗题画领域中加以弘扬。其后，韩愈以文为诗、将文之议论入诗之作，白居易议论痛快、以理为胜之作，实已开宋诗议论化之门户。至北宋，“国初沿袭五代之馀，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18] 到了“欧梅苏王”， 杜、韩受推重，此时宋诗中议论化倾向已颇成气侯。《宋诗钞·临川集》小序直言：“(王安石诗)独是议论过多。”从上述不绝如缕的诗歌发展线索中，不难看出以议论入诗从孕育、产生到发展的历史演变进程。有了这样的历史，苏诗的议论化上祧《诗经》、中承陶潜等汉魏诗人之作，近继李、杜、韩、白之诗的渊源也就一目了然了，可以说，苏诗议论化正是上述固有诗歌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苏诗的议论化固然有着上述诗歌传统的历史渊源，但它能成为代表有宋一代诗歌的最突出的特色，则更有着北宋文化议论精神直接而深刻的时代影响。北宋文化的议论精神当然与前述文化政策等七项外在因素有关，但说到这种议论精神之于苏诗的影响，其关系尚未直接触及。譬如，唐代也可谓思想解放、政治宽弘了，为何唐诗却不以议论见长呢？究其实质，议论精神在有宋一代的特定涵义是通过尚思辨、主理意的理性主义文化精神来集中体现的，而这才是唐型文化中真正缺少的精神元素，这也正是两种文化的重要区别所在。有唐一代虽于儒、释、道兼收并蓄，但在中国哲学史上，唐代唯有佛教思想相对繁荣，而儒、道思想相对冷寂，尤其是对于传统文化中具有核心地位的儒学，唐人多重注疏而轻义理，从总体水平看，其哲学思辨的发达程度，其学术思想的批判意识和理性主义精神都远逊于赵宋。

可以说，宋型文化代表了传统文化中理性因素的高扬，唐型文化代表了传统文化中感性因素的高扬。宋型文化锻铸而成的，是对生命宇宙的思省，是对直觉感性的体悟，因而即使有粲若春花的生命情调，最终也常常归于淡泊澄观、宝光内蕴的人文境界。而唐型文化喷薄而出的，是对生命宇宙的歌咏，是对直觉感性的触动，因而即使有经验的理性思考，在表现形式上也往往还原为感性的意象。这种差别既有特定的政治、经济等时代背景的不可抗拒的影响，同时也是中唐以来传统文化革故鼎新的必然结果，而其中尤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则是主导文化发展的制动权已由世族手中转移到庶族那里。盛唐帝国由世族阶层主导的文化精神，与其天宇开张的气魄和武功相一致，是那种发散与昂扬的风貌，大力搏控，在醇酒美人、狂呼高歌中迸发出生命旺盛向上的火焰；北宋王朝由庶族知识分子展示的文化精神，与其积贫积弱的国势相适应，是那种凝炼与沉潜的风貌，诚笃内省，在茶茗与书卷中慢啜深品，体味宇宙人生的至奥。

苏轼诗如晴雨表一样，敏感地反映出这种时代文化精神的迁移与嬗变，并主动适应理性化时代主题的需要与召唤，发扬汉儒以来美刺观的诗学传统，同时注意舍去其纯教化的苍白观念，将魏晋六朝以来穷情写物的审美主义融入其创作思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19]；发扬言志写意精神之际，不废咏物壮景之工。一方面，接受情景相生与思理议论之间固有的差别；同时，开始摸索将意兴思理同性情兴象有机融合、相互渗透，力图系隐喻和意会于议论言传，含不尽之意于抒情写景。因此我们说，苏诗的主要贡献不在于舍弃宋以前的“诗要用形象思维”的传统，代之以抽象无味的议论，而在于合理继承形象思维的传统，同时反映并发扬本时代文化的议论精神。反映时代精神，才能代表时代；发扬时代精神，才能领导时代。在这一点上，正由于苏诗的议论化适时反映并发扬了北宋文化的时代精神，因而才代表并领导了中国古典诗歌由唐音转为宋调这一历程在艺术风格和气象上的新的探索。也正由于此，苏诗扩展了古典诗歌原有的表现范围，增强了古典诗歌原有的表现能力，从而开拓出古典诗歌另一种境界。这种境界使人感受和体会到：诗的魅力不仅可以在于情景交融，也可以在于意兴生发。

我们说，性情的抒发固然是诗歌的基本特征之一，但从精神分析学看，人的心理世界是一个复杂而有机的整体系统，知、情、意、直觉、理智、潜意识之间没有判然相隔的楚河汉界。在审美活动中，它们尤其是相互渗透和沟通着的。在诗歌的基本构成因素中，形象因素、情感因素、知性因素、理智因素的任何一种发生倾斜变化，都会导致诗歌风格、气象的不同。苏轼曾说：“始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20] 苏诗正是苏轼这种美学理想和追求的具体体现。感性因素和知性因素都是诗歌系统中不可缺少的，苏诗以议论化入诗，将后者加以突出、强调和倾斜，反唐音之常，创宋调之趣。理趣就是这“趣”的重要表现之一，而议论就是这理趣的重要表现之一。

退一步讲，议论与诗虽然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但并非水火不容。前者作为一种表现手法，与抒情、叙事等相并列；后者作为一种文学体裁，与散文、辞赋等相对举。两者如同“文以载道”和“诗以言志”的关系相似，看似针锋相对，实则水米无干，甚或羽翼相辅。每种文学体裁都可以通过议论的手法表达；每种表现手法都不妨运用于诗。也许存在某种表现手法更适合某种文学体裁的问题，但表现手法与文学体裁、议论与诗之间并没有天然的鸿沟。如果需要，诗可以议论，议论可以诗化，只要运用得当，完全可以各得其所，充分恰切地表现出各自的极诣。

从诗歌内部着眼，陈陈相因绝非诗歌艺术应有的发展途径。北宋前期对唐诗模式一味模仿、袭用，而且取己所好，十分偏颇。所以，无论是白体、西昆体、晚唐体，最终都是昙花一现，影响有限。范仲淹说他们：“学步不至，效颦则多，以至靡靡增华，愔愔相滥。”[21] 梅尧臣称：“迩来道颇丧，有作皆空言。烟云写形象，葩卉咏青红。”(《答韩三子华……》） 那种廓敷空洞的言情写景，确实已经难以适应宋人穷形尽相、致知格物的新的审美趣味。时代迫切需要诗歌在审美观念和意识上有一场新的革命。

从诗歌之外的其它文学体裁看，这一时期古文运动的再度兴起和宋词的崛起壮大，两面夹攻，促使宋人写诗在创作和观念上，不得不沿着新的道路开拓。词在抒写要渺的情思方面令宋诗自愧弗如，只好放弃一部分抒情的疆域，转而占据写意的一部分领土；古文运动更进一步加速了以文为诗的步伐，打通了诗文两种体裁之间的隔膜。前者使宋诗在内容方面从抒情上退却，后者使宋诗在形式方面的“破体”(散文化)上前进。二者合力，促成了古典诗歌史上的一次新的解放。

于是，这场革命的旗手和这次解放的领袖苏拭便应时而出了。政治家和蜀学派巨子的双重身份，是苏诗得以以议论擅场的重要因素。苏轼自小就“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成为北宋政治舞台上的积极参与者之后，更力倡“诗须要有为而作”（《题柳子厚诗二首》其二）；“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凫绎先生诗集叙》）；“寓物托讽，庶几流传上达”（《乞郡札子》）。他还说：“清新似庭燎，虽美未忘箴”（《次韵朱光庭喜雨》）、“春秋古史乃家法，诗笔离骚亦时用”（《过于海舶得迈寄书酒……》）。其中表现出的苏轼对诗与政关系的认识，与杜甫、白居易以来的新乐府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而“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和柳子玉过陈绝粮》）、“岂敢便为鸡黍约，玉堂金殿要论思”（《次韵蒋颖叔》）的政治抱负和决心，愈发使议论在苏诗中得以大放厥词。

有名的乌台诗案就是因为苏诗中的议论引发的，宋·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录《监察御史里行舒亶札子》里说：“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苏轼）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22] 政敌的摭摘，固多牵强附会、深刻求之，例如王珪对苏轼《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其二的曲解，连宋神宗都不以为然。[23] 但，参以《宋诗纪事》卷二十一所列乌台诗案中诸作，多涉政事，谓其有影射讥评之隐意，也并非全然无据。《后山诗话》就曾评说道：“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24] 官场失意，屡遭贬谪之后，坎坷的境遇使苏轼对社会、对人生有了深刻的认识和体察，诗中议论更成为其总结以往，鉴戒今世，消解悲情，自我超脱的有效武器和途径。

作为蜀学派巨子，苏轼于思辨哲学有深造自得，于儒、释、道亦融会贯通，功力不浅。黄庭坚称苏轼“深入理窟”[25]；秦观也说：“苏氏（东坡）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26] 而最了解他的胞弟苏辙，回顾苏轼的为学之道时说：“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茫然不见其涯也。”（《东坡先生墓志铭》）宏通广博的才学，深造自得的识见和雄厚的文化素养无疑成为苏诗议论化成功的内在根底。

猜灯谜源于哪个朝代

历史上好玩的事情，各类话题都很多。这次就说说相对“冷门”的一类：历朝历代经济与生活领域，一些趣味无比的历史真实。

一：受欢迎的“汉朝制造”

汉朝暴打匈奴后，贯通欧亚的丝绸之路从此畅通，但除了中国丝绸外，另一件“汉朝制造”也卖火——汉朝的钢铁武器。

比如夹在汉朝与罗马间的波斯帝国，就是被汉朝使者嘲笑“兵弱”的安息国，正是汉朝冷兵器的大买家。有“汉朝钢铁”壮胆的波斯国王，朝着老对手罗马人霸道喊话：“你将很快看到用进口的中国钢铁来代替向你们交纳的黄金。”然后手持汉朝冷兵器的波斯军队，把称霸欧洲的罗马人揍得头破血流。

挨揍的罗马人哪里服？你买我也买！但缺少中国高炉技术的罗马人，买得来却也造不出来。以公元1世纪罗马作家查理敦的话说，来自汉朝的冷兵器，这些汉军士兵的常规批量装备，却是罗马贵族圈里价格水涨船高的宝贝。何为强汉？汉朝来的硬家伙，就是强大的标志。

二：晋朝驸马爷吃“肥皂”

古代没有肥皂，那么洗浴用什么？西晋时就有一种名贵“澡豆”，用猪的胰子去垢后做成，洗脸洗手时装在琉璃碗里取用。去污清洁效果极强，价格也极昂贵，通常都是皇族专享。莫说普通老百姓用不上，就算好些豪门公子，平日也难得一见。

比如《世说新语》记载，名门王家的公子王敦，刚被晋武帝招为驸马时，晚上在驸马府里上完厕所洗手，佣人们赶紧给他端上一碗皇家洗浴专用的“澡豆”。王敦一瞧明白了：感情皇帝家洗个手也要吃夜宵？立刻抓起来放嘴里吃得香，分分钟就把一碗“澡豆”全吃光。驸马府的佣人们，当场笑翻一片。

三：大唐君臣的“水果烧烤”

爱吃烧烤的朋友们常说：这世界没有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问题。嗯，大唐帝国的君臣们，也相信这句话，不过人家常吃的，是“水果烧烤”。唐朝的学名叫“炉端烧梨”，就是用炉子生火烤着梨子，大家现烤现吃。这奇葩吃法，在大唐皇家圈里相当流行。以《唐语林》记载，唐太宗每次和大臣们吵翻天后，都会笑哈哈弄个炉子，把大臣们叫来一起烤火吃梨。

比如反击东突厥的时机，大唐王朝的农田水利建设，甚至打高昌通西域。多少关乎大唐国运的大事，好些都是君臣们吃着“水果烧烤”拍板。在唐朝吃烧烤，真能解决很多问题。

四：汴京城的“无蚊一条街”

北宋都城汴京，夜市空前热闹，夏夜里蚊虫叮咬也是大烦恼。可别管多炎热潮湿的天气，北宋汴京城的马行街上，却是从来一只蚊子也找不见。为何有此奇特科学现象？以《铁围山丛谈》的解释：马行街整条街全是药铺，家家富得流泪，焚香驱蚊舍得下本。外加马行街的生意都是通宵达旦，整条街彻夜灯火通明。因此驱蚊的药香味整街弥漫，蚊子当然来一只挂一只。宋朝商品经济有火爆？连蚊子都这么给吓跑。

五：“鸳鸯拐”有多厉害

《水浒传》里，小厮高俅凭一脚接球时的“鸳鸯拐”功夫，瞬间叫宋徽宗一见倾心，从此飞黄腾达变“高太尉”。为什么一脚“鸳鸯拐”就能强硬改命？因为北宋足球比赛里，就属这“鸳鸯拐”难踢。

以《东京梦华录》记载，这“鸳鸯拐”可不像电视剧里糊弄个空翻就算完。而是要左右脚的外脚踝连续击球，把球打到头肩胸腰膝各个部位，前后一共几十套花哨动作，期间球绝不能落地。如此技术难度，别说当今国足，就算每年拼金球奖的世界级球星们，能做到的也没几个。

但千万别以为，在足球运动发达的北宋，做职业球员是个好差事。大型比赛输了球，可不止是挨骂罚钱的事。输球一方的球员们不但要挨鞭子抽，还要脸上涂红白粉受辱，比起现代职业球员，不是一般的惨。

六：“换衣癖”张居正

明朝“资本主义萌芽”发达，各种消费都火爆。万历年间内阁大学士于慎行说，北京城里卖盐酱的小贩，都常有数千万的资产。上街买趟油盐酱醋，没准就能撞上土豪。

但要论更土豪的，还要属于慎行的老师——万历年间大改革家张居正。这位名臣平日穿衣最讲究“鲜美耀目”，每天的名贵衣服绝不重样，一天要换好些套。就连他每天中午在内阁吃饭，都是吃一会就去换衣服，一顿饭下来能换四五次，全是衣料名贵的服装。有这位“换衣癖”带头，明末的竞奢风气甚嚣尘上。

七：“广东猪”攻克欧美

晚明年间时，广州已是重要对外贸易口岸，欧洲各国商人纷纷来扫货，一件广东“土产”，却和丝绸瓷器一样火热受欢迎：广东家猪。

广东农村常见的家猪，怎么这么叫欧洲人瞧稀罕？实在是中国的家畜养殖，当时领先欧洲太多。易肥且易繁殖的广东家猪，也叫欧洲人瞧了稀罕，然后就不惜重金疯狂爆买，拉到欧洲农村去配种。之后不到一百年里，广东家猪强势登陆英国农村，英国本土“种猪”近乎绝迹。广东家猪交配出的“约克夏猪”遍及欧洲，又在十九世纪初席卷美国，造就了美国的“波中猪”。近代西方的家畜养殖业，从此进入井喷发展。

以生物学家达尔文的话说：中国家猪在改进欧洲品种中，具有极高的价值。

这样的“极高的价值”，也见证了中国几千年里，一批批农业工作者的伟大。中国历代王朝国富民强的繁华记忆，更是他们沉默奠定。只此一条，这些大多数名字已不可考的祖先们，当得起比帝王将相还重的尊敬。

问题一：元宵猜灯谜起源于哪个朝代？ 元宵节，中国民间有“观灯猜谜”的习俗。民俗专家介绍说，猜灯谜，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记载，猜灯谜自南宋起开始流行，至今不衰。 “猜灯谜”又叫“打灯谜”，出现在宋朝。南宋时，首都临安每逢元宵节时制谜、猜谜的人众多。开始时是好事者把谜语写在纸条上，贴在五光十色的彩灯上供人猜。因为谜语能启迪智慧又饶有兴趣，所以流传过程中深受社会各阶层的欢迎。 天津市民俗专家赵之珩介绍说，灯谜是我国独有的富于民族风格的一种文学形式，生动活泼。灯谜的基础是谜语，而谜语的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早在春秋战国时谜语就已经出现了，当时一些“政客”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说动各国君主，往往在发言中采用民间故事传说的隐喻方法，巧妙影射。当时把这种方法叫“隐语”或“瘦词”。 到汉代时，逐步演变成为破译文字形义为主的谜语。这时的谜语还是比较粗糙的，有民间老百姓创作的，也有文人创作的。到了三国时，谜语书面创作形式已十分盛行。宋代谜语与元宵赏灯相结合，丰富了灯节的娱乐活动，这时才是灯谜。此后，谜语有了更多的趣味性，因为在宋代，游乐场所“瓦舍”兴起，给灯谜的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这就促进了灯谜的发展。于是，当时不少的文学家都成为制谜高手

问题二：元宵节灯谜源于什么时代 灯谜最早是由谜语发展而来的，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它是一种富有讥谏、规戒、诙谐、笑谑的文艺游戏。谜语悬之于灯，供人猜射，开始于南宋古代，每届元宵节，人们总要分曹射覆，引为笑乐。灯谜最早是由谜语发展而来的，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它是一种富有讥谏、规戒、诙谐、笑谑的文艺游戏。谜语悬之于灯，供人猜射，开始于南宋。《武林旧事灯品》记载：以绢灯剪写诗词，时寓讥笑，及画人物，藏头隐语，及旧京诨语，戏弄行人。猜灯谜是我国传统的娱乐形式，它运用艺术的手法和汉字的规律，着眼于字义词义变化，常用一个词句、一首诗来制成谜语，既能达到娱乐的目的，又即使人增长知识，为人们所喜闻乐见。春秋战国时代，宫廷和墨客中出现了隐语、文义谜语等文字游戏，这可以说是最早的灯谜。那时一些游说之士出于利害考虑，在劝说君王时往往不把本意说出，而借用别的语言来暗示，使之得到启发。这种隐藏的话语，当时叫做庚词(庚是隐藏之意)，也叫隐语。秦汉以后，这种风气更加盛行，西汉曹娥碑后题有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射绝妙好辞，即是隐语。《文心雕龙谐隐》指出，自魏代以来而君子嘲隐，化为谜语。唐宋时代，文义谜语日渐发展，制谜和猜谜的人多起来。至南宋时，每逢元宵佳节，文人墨客把谜语写在纱灯之上，供人们猜测助兴。灯谜至此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灯谜了。至明清时代，春节前后各城镇皆张灯悬谜，盛况空前。关于灯谜的由来，还有一 *** 间故事：元宵佳节，帝城不夜，春宵赏灯之会，百姓杂陈，诗谜书于灯，映于烛，列于通衢，任人猜度，所以称为灯谜。猜谜变成灯谜，还有个有趣的故事。相传，很早的时候，有个姓胡的财主，人称笑面虎。这笑面虎嫌贫爱富，平日鱼肉乡里。村里有位叫王少的穷秀才，决定要斗斗这个笑面虎。有一年，元宵将临，各家各户都忙着做花灯，王少也乐哈哈地忙了一天。到了元宵灯节的晚上，王少打出一顶花灯上了街。只见这花灯扎得又大又亮，更为特别的是上面还题着一首诗。王少来到笑面虎门前，把花灯挑得高高的，引得好多人围看，笑面虎也忙挤到花灯前，见灯上题着四句诗：头尖身细白如银，论秤没有半毫分，眼睛长到 *** 上，光认衣裳不认人。笑面虎一看，只气得哇哇乱叫：好小子，胆敢来骂老爷!喊着，就命家丁来抢花灯。王少忙挑起花灯，笑嘻嘻地说：老爷，咋见得是骂你呢?笑面虎气呼呼地说：你那灯上是咋写的?这不是骂我是骂谁?王少仍笑嘻嘻地说：噢，老爷是犯了猜疑。我这四句诗是个谜，谜底就是针，你想想是不是?笑面虎一想：可不哩!只气得干瞪眼，转身狼狈地溜走了。周围的人见了，只乐得哈哈大笑。第二年元宵，人们纷纷仿效，将谜语写在花灯上，供人猜射取乐。所以就叫&qot;灯谜。以后相沿成习，猜灯谜、打灯虎成了元宵佳节的重要活动内容，《红楼梦》里有好几个章回都描绘了清人制猜灯谜的情景。灯谜活动，一直传至今天。春灯谜语，虽属艺文小道，然上自天文，下至地理，经史辞赋，现代知识，包罗无遗，非有一定文化素养，不易猜射;而其奥妙诙奇，足以抒怀遣兴，锻炼思维，启发性灵，是一种益智的娱乐活动。

问题三：元宵灯谜是源自什么时期 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

元宵节，中国民间有“观灯猜谜”的习俗。民俗专家介绍说，猜灯谜，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记载，猜灯谜自南宋起开始流行，至今不衰。 “猜灯谜”又叫“打灯谜”，出现在宋朝。南宋时，首都临安每逢元宵节时制谜、猜谜的人众多。开始时是好事者把谜语写在纸条上，贴在五光十色的彩灯上供人猜。因为谜语能启迪智慧又饶有兴趣，所以流传过程中深受社会各阶层的欢迎。 天津市民俗专家赵之珩介绍说，灯谜是我国独有的富于民族风格的一种文学形式，生动活泼。灯谜的基础是谜语，而谜语的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早在春秋战国时谜语就已经出现了，当时一些“政客”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说动各国君主，往往在发言中采用民间故事传说的隐喻方法，巧妙影射。当时把这种方法叫“隐语”或“瘦词叮。 到汉代时，逐步演变成为破译文字形义为主的谜语。这时的谜语还是比较粗糙的，有民间老百姓创作的，也有文人创作的。到了三国时，谜语书面创作形式已十分盛行。宋代谜语与元宵赏灯相结合，丰富了灯节的娱乐活动，这时才是灯谜。此后，谜语有了更多的趣味性，因为在宋代，游乐场所“瓦舍”兴起，给灯谜的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这就促进了灯谜的发展。于是，当时不少的文学家都成为制谜高手

问题四：元宵节起源于哪个朝代？它的由来是什么？ 宵节也称上元节或灯节，这是一个吃汤圆赏灯的节日，据民间风俗史书上记载，元宵始于隋朝末年，相传是在公元610年正月十五，隋炀帝扬广为粉饰太平，炫耀民富国强，下令在洛阳城里搭起座座高台戏棚，调来全国各路高手戏班，从十五之夜开始，夜夜花灯高招，歌舞生平，弦歌不绝。一时间，看灯的，听戏的，做小生意的，人山人海，使的个洛阳城沸沸腾腾起来。据说，这时有个小吃店铺的老板别出心裁，把糯米碾成粉，包以糖馅做成团子，然后一煮，又饱肚子，又暖身子，很受欢迎。因为古时称正月十五为上元节，称夜晚为宵，所以元宵由此得名。

北方叫元宵，在南方呢习惯叫汤圆。还有呢元宵是这样滚出来的，而汤圆是一个个手工包出来的。

汤圆是用糯米细面，再配以白糖等各种馅，通过洒水工艺滚成的一种风味食品。北方习惯称之为元宵，而南方则称之为汤圆，它最大的区别是南方汤圆是逐一手工作成的，馅料是软的，而北方元宵馅料预先制好，晾干并切成小四方块，然后置于机器中滚上面粉即成。无论是哪一种都是细粉馅精。

还有啊这元宵的吃法也是有讲究的，煮：一次不要太多，水要多放些，因为天冷元宵的温度低，放多了不易开锅，浸泡时间一长面粉就会脱落，造成混汤，水开后再点两次冷水，有两三分钟就能起锅了，煮好的元宵应是蓬松如棉絮状。 元宵节，又称“上元节”或“灯节”。据资料记载，元宵节大约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到了明清时期便与春节、中秋节一起被称为中国民间的三大传统节日，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元宵是汤圆的别称。旧俗元宵节要吃汤圆，故称“吃元宵”。昔时民间在正月十五用糯米磨浆吸干成面，做成球形有馅食品煮吃，城镇居民多在市场购买。吃元宵习俗流传至今。

吃元宵，这是元宵节最主要的活动。古时候人们把元宵这种食品叫汤圆、汤团或团子，只因在正月十五这天食用，所以便把这一天叫成了元宵节。为什么元宵节要吃元宵呢？因为元宵节这天定在正月十五，是阴历年的第一个月圆的日子，元宵的形状是圆形，又含着一个“圆”字的同音字，象征着团圆、美满、吉祥、和睦的家庭，所以人们多取其意，要吃元宵。那为什么又有“闹元宵”之说呢？“闹”就是指热热闹闹地欢乐一天的意思。因为我国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一年中比较清闲的是“冬仨月”，元宵节过后，气温逐渐变暖，万物复苏，冬闲已经过去，就要备好耕作的事宜，不能稍有休闲了，所以元宵节这天欢乐一番，既是一种“放松式”的休闲活动，更是表现人们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用欢乐的笑声和喜庆的锣鼓声，在吉祥的气氛中，迎接丰收一年的来到。

相传汉武帝时宫中有一位宫女，名叫“元宵”，长年幽于宫中，思念父母，终日以泪洗面。大臣东方朔决心帮助她，于是对汉武帝谎称，火神奉玉帝之命于正月十五火烧长安，要逃过动难，唯一的办法是让“元宵姑娘”在正月十五这天作很多火神爱吃的汤圆 ，，并由全体臣民张灯供奉。武帝准凑，“元宵姑娘”终于见到家人。此后，便形成了元宵节。

关于元宵节习俗的形成，说法颇多，但一般变为在汉代就初具雏形。史载汉武帝的时候，汉室要祭祀一位叫太一的神明。据称泰一是当时相当显赫的一位神明，地位在五帝之上，并有恩于汉帝，所以受到的奉祀比较隆盛。相传另一位汉室皇帝汉文帝也和元宵节有关。

元宵又叫汤圆，历史上还有许多别称 “面茧、粉果、元宝、汤 饼、圆不落角”等等，直至明永乐年间才被正式定名为“元宵”.元宵分有馅，无馅两种。无馅的个小，味甜，以白糖、桂圆、桂花、藕丁、蜜饯为佐料，又称“珍珠汤圆”，有馅的个大，状如核桃。北方元宵多为甜馅，有白糖、豆 沙、芝 麻、山楂等类，南方的则甜、咸、荤、素皆有，尤以宁波汤......>>

问题五：元宵节起源于哪个朝代? 元宵节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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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0/2006/09:33 华夏经纬网

元宵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就有了，元宵赏灯始于东汉明帝时期，明帝提倡佛教，听说佛教有正月十五日僧人观佛舍利，点灯敬佛的做法，就命令这一天夜晚在皇宫和寺庙里点灯敬佛，令士族庶民都挂灯。以后这种佛教礼仪节日逐渐形成民间盛大的节日。该节经历了由宫廷到民间，由中原到全国的发展过程。

在汉文帝时，已下令将正月十五定为元宵节。汉武帝时，“太一神”的祭祀活动定在正月十五。（太一：主宰宇宙一切之神）。司马迁创建“太初历”时，就已将元宵节确定为重大节日。

另有一说是元宵燃灯的习俗起源于道教的“三元说”；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十月十五日为下元节。主管上、中、下三元的分别为天、地、人三官，天官喜乐，故上元节要燃灯。

元宵节的节期与节俗活动，是随历史的发展而延长、扩展的。就节期长短而言，汉代才一天，到唐代已为三天，宋代则长达五天，明代更是自初八点灯，一直到正月十七的夜里才落灯，整整十天。与春节相接，白昼为市，热闹非凡，夜间燃灯，蔚为壮观。特别是那精巧、多彩的灯火，更使其成为春节期间娱乐活动的 *** 。至清代，又增加了舞龙、舞狮、跑旱船、踩高跷、扭秧歌等“百戏”内容，只是节期缩短为四到五天。

问题六：灯谜的历史 中国的谜语源远流长，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在夏朝，就出现了一种用暗示来描述某种事物的歌谣.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种歌谣发展，演变成“C辞”（亦称“隐语”）。早在生产力还十分低下的西周以前，就出现了谜语的语言现象，即富有隐喻和暗示性质的歌谣

隐比C辞较晚出现，如同C辞一样，也是以形象生动的评议来隐示事物，因而十分流行，上到诸侯将相，下至平民百姓，几乎人人都喜欢隐语。有些统治者喜隐而不好逆耳之言，臣民若要讽谏朝政，就必须投其所好，利用隐语转弯抹角地劝谏。在国家之间的政治斗争中，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也往往用隐语掩人耳目，暗中通情。

当时由于列国分争，有不少游客在进谏时，往往都用“隐语”道出已见，使君王从中得到启发。《国语?晋语》记载“有秦客瘦辞于朝，大夫莫之能对也。”可见那时的这些“瘦辞”和“隐语”，就是中国灯谜的雏形。直至南朝宋学家鲍照作“井”、“龟”、“土”三个字谜，并以《字谜三首》收入他的诗集后，才有了“谜”字一称。

开始的谜流行于口头说猜，三国时期有人把谜写在纸上贴出来令人猜对。到了南宋，有一些文人学士为了显示才学，常在元宵花灯之夜，将谜条贴在纱灯上，吸引过往行人，因之又有了“灯谜”一称。

清中叶以后，谜风大盛，涌现了许多谜师。辛亥革命后，灯谜形成了南宗北派两种风格，到了旧社会，由于谜家大都是士大夫阶层，有些文人自命清高，片面强调风雅，排斥民间灯谜。

问题七：吃元宵这一习俗起源于哪个朝代 元宵节起源于汉朝，据说是汉文帝时为纪念“平吕”而设。汉惠帝刘盈死后，吕后篡权，吕氏宗族把持朝政。周勃、陈平等人在吕后死后，平除吕后势力，拥立刘恒为汉文帝。因为平息诸吕的日子是正月十五日，此后每年正月十五日之夜，汉文帝都微服出宫，与民同乐以示纪念。并把正月十五日定为元宵节。汉武帝时，“太一神”的祭祀活动在正月十五。司马迁在“太初历”中就把元宵节列为重大节日。

我国民间有元宵节吃元宵的习俗。民间相传，元宵起源于春秋时期的楚昭王。某个正月十五日，楚昭王经过长江，见江面有漂浮物，为一种外白内红的甜美食物。楚昭王请教孔子，孔子说“此浮萍果也，得之主复兴之兆”。元宵和春节的年糕，端午节的粽子一样，都是节日食品。吃元宵象征家庭像月圆一样团圆，寄托了人们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望。元宵在南方称“汤圆”、“圆子”、“浮圆子”、“水圆”，由糯米制成，或实心，或带馅。馅有豆沙、白糖、山楂等等，煮、煎、蒸、炸皆可。

元宵节燃灯的习俗起源于道教的“三元说”;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十月十五日为下元节。主管上、中、下三元的分别为“天”“地”“人”三官，天官喜乐，故上元节要燃灯。元宵节燃灯放火，自汉朝时已有此风俗，唐时，对元宵节倍加重视;在元宵节燃灯更成为一种习俗。唐朝大诗人卢照邻曾在《十五夜观灯》中这样描述元宵节燃灯的盛况“接汉疑星落，依楼似月悬。”元宵节燃灯的习俗，经过历朝历代的传承，节日的灯式越来越多，灯的名目内容也越来越多，有镜灯、凤灯、琉璃灯等等。元宵节除燃灯之外，还放烟花助兴。

“猜灯谜”又叫“打灯谜”是元宵节后增的一项活动，出现在宋朝。南宋时，首都临安每逢元宵节时制迷，猜谜的人众多。开始时是好事者把谜语写在纸条上，贴在五光十色的彩灯上供人猜。因为谜语能启迪智慧又饶有兴趣，所以流传过程中深受社会各阶层的欢迎。

元宵节除了庆祝活动外，还有信仰性的活动。那就是“走百病”又称“烤百病”“散百病”参与者多为妇女，他们结伴而行或走墙边，或过桥过走郊外，目的是驱病除灾。

随着时间的推移，元宵节的活动越来越多，不少地方节庆时增加了耍龙灯、耍狮子、踩高跷、划旱船扭秧歌、打太平鼓等活动。

元宵节吃汤圆的传说

传说一：关于元宵节习俗的形成，说法颇多，但一般变为在汉代就初具雏形。史载汉武帝的时候，汉室要祭祀一位叫“太一”的神明。据称“太一”是当时相当显赫的一位神明，地位在五帝之上，并有恩于汉帝，所以受到的奉祀比较隆盛。相传另一位汉室皇帝汉文帝也和元宵节有关。 相传汉武帝时宫中有一位宫女，名叫“元宵”，长年幽于宫中，思念父母，终日以泪洗面。大臣东方朔决心帮助她，于是对汉武帝谎称，火神奉玉帝之命于正月十五火烧长安，要逃过劫难，唯一的办法是让“元宵姑娘”在正月十五这天做很多火神爱吃的汤圆，并由全体臣民张灯供奉。汉武帝准奏，“元宵”姑娘终于见到家人。此后，便形成了元宵节。

传说二：关于元宵节吃元宵的来历，民间还有种有趣的传说。我国民间有元宵节吃元宵的习俗，民间相传：元宵起源于春秋时期的楚昭王。某个正月十五日，楚昭王经过长江，见江面有漂浮物，为一种外白内红的甜美食物。楚昭王请教孔子，孔子说此浮萍果也，得之主复兴之兆。因为这一天正是正月十五日，以后每逢此日，昭王就命手下人用面仿制此果，并用山楂做成红色的馅煮而食之。从此，元宵节吃元宵便成了一种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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